他还透露，古交民营的涉煤企业，贷款已经很少有正常的，大部分都处于“关注期”，如果情况再恶化就是不良贷款。“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不想死，从银行的角度讲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们也不想让企业死。”王志说，目前山西提出的口号是“以化解优先”，在化解的基础上“能不进不良就不进”，因为一旦划入不良贷款，银行无论如何都有损失。

    银行的损失，不仅是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“坏账银行”时，打折打得很厉害。更重要的是，银行在煤炭企业的抵押物处置方面处于弱势。煤炭行业抵押的资产大多是采矿权、机器设备等，这些抵押物的市场价格在不断波动，银行无法进行预估。任东风拍卖过五年前估值非常高的私有采矿权，但现在这个形势下，“无人接手”。此外，因为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，如果作为不良资产，处置起来非常麻烦。

    任东风说，国有煤炭集团大约有20%的贷款都是没有任何资产抵押的信用贷款，“抵押也没什么太大意义，将来你怎么执行呀？”

    分类“去产能”

    山西煤炭业债务风险目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身上，对于中大型企业，尤其是国有企业，银行还会尽量保持原有贷款额度。

    为进一步控制风险，在山西银监局的统筹推动下，4月13日，十家代表银行联合成立的“债权人委员会”在山西省正式落地，希望鼓励银行一致行动，共同帮扶困难企业，并使“僵尸企业”有序退出。

    依据这一制度，截至2015年年末，在三家及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债务融资，且债务融资余额在5亿元及以上，或债务融资余额1亿元以上，但已有不良或产生逾期的企业、企业集团，今后均需成立“债权人委员会”。

    据《山西晚报》报道，山西省辖内亟须组建债权人委员会的企业共有233户，主要分布在煤炭、钢铁、焦化、电力、交通等主导行业。

    多位受访者认为，山西煤炭业债务风险目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身上，国有煤炭集团虽然困难，但风险可控。

    “‘债权人委员会’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协调，五大煤炭集团只不过是挂个名而已。”参与“债权人委员会”组建的银行业人士许小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对于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，银行将共同帮扶，实在难以救活的，法律上采取债务保全这种方式进行处理，主要防止企业在剥离债务的过程中逃废债，给银行带来损失。

    而对于中大型企业，尤其是国有企业，银行还是会尽量保持原有贷款额度，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。国有银行对山西煤炭企业整体的授信额度余地很大，例如截止到2015年9月末，同煤集团有银行授信额度合计1812亿元，其中还有995亿元剩余未用。

    “我们也想收紧贷款，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。”许小平解释，因为一家银行收贷款，全部银行都会去收，而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倒下，都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。“银行违约还好说，债券违约就特别严重。”

    在王豫刚看来，山西煤炭企业只要还能支付银行利息就可以了，毕竟比起1994-2001年上一个煤炭下行周期，情况还是要好不少，无论是煤炭企业还是各级职工，都在“黄金十年”积攒下了一定的家底，比如企业的采矿权基本实现资本化，同时煤炭集团旗下均有上市公司。

  2016年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山西省长李小鹏在代表团开放日活动上表示，山西省就是要通过淘汰一批、延缓一批、重组一批、废除一批、核减一批等方式，坚决化解过剩产能、提升优质产能。

    许小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究竟是主动去产能还是被动去产能，在山西一直存有很大争议。主动去产能即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，被动去产能则“要承担很多东西”，尤其像并购重组，需要许多资金运作，这些资金最终要有获利。最为棘手的是，并购方要承担全部的债权债务，还要安置被并购方的员工。

    王豫刚认为，与内蒙古等地的煤炭企业不同，山西的煤炭企业规模大，有的甚至一家企业就是一座城市，“市场化解决”就意味着地方社会秩序受到较大影响。而始于2008年的煤炭整合，私人煤矿退出，国有七大煤炭集团高位接盘，可能正是山西煤炭困局的根源。

    2016年1月4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奔赴山西，实地考察煤炭、钢铁两大行业的运行情况，并主持召开多省主官、煤钢企业负责人的去产能座谈会。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会上汇报时表示，尽管产能过剩，但内蒙古过剩产能的企业中，基本为民企，他们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，内蒙古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。

    而山西则不同。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近日发布公告，要求全省所有煤矿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周日原则上不得安排生产，严格以276个工作日组织生产。还将减产份额逐个摊派在全省562座煤矿身上，减产量占2015年山西原煤产量9.44亿吨的25%。

    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，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，主要用于煤钢企业的职工安置，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。许小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山西已经获得部分财政资金。另外，省里也要配套一部分资金。

    “债转股”重来？

    信达手中持有的多家山西煤企股权至今未能处置变现，客观上造成了信达与煤企及地方政府的“双输”局面。

    上世纪末的国企“三年脱困”改革期间，大批经营困难的国企通过“关停并转”退出市场，银行也积累了巨额不良贷款。眼下被热炒的“债转股”，彼时也曾广泛运用于山西煤炭国企脱困，即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，转变为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股权关系。

    当时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，由1999年成立的专司不良资产处置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。其中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处置煤炭企业不良资产的主力。它接手了山西、安徽、河北等地的煤企股权，一跃成为“中国最大的煤老板”。在山西，信达就同时持有同煤、阳煤、晋煤等煤炭集团股份，如果按照当时的谈判价格执行“债转股”，信达也将成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东。